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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背景下失地农民的适应问题及对策分析

2015-07-02浏览次数:

【摘要】文章以福建省三明市 HX 村的失地农民群体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适应问题进行实证调查,并对导致问题产生的原因和可能带来的影响进行系统性分析。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城镇化不仅体现为一种地域空间的变迁过程,也应被视为一种精神空间的变迁过程。文章将失地农民的适应问题分成经济、社会、文化、心理四个层面展开论述,更为注重考察失地农民社会身份及心理角色的转变,最后在分析的基础上就解决失地农民的适应问题提出了相应对策。

【关键词】失地农民;城镇化;适应问题

一、城镇化进程与失地农民的适应问题

“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这是马克思对城乡发展趋势的概括和判断。而从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和城镇化发展进程来看,一部分农民主动或被动地离开土地的情况确实无可避免。当前我国正处于高速城镇化的进程当中,城镇扩张的实现条件之一是土地征占,这就必然使得部分农民失去其赖以生存的土地,而在失去土地之后,这部分农民所面临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也会随之凸显。通过各种公开或隐蔽、合法或非法的形式,我国愈来愈多的农村集体土地变为城镇建设用地依附其上的农民也因此失去了生计和养老的根本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群体——失地农民。据保守估计,截至 2012年底,因为城市发展的需要,全国已有近 4700万的农民失去或者正在减少持有土地,且该数字还在不断上升,以每年约300万人的速度进行递增。按照《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 年)》,从 2006 年至 2020 年的 15 年间,全国各项建设占用耕地将控制在 4500 万亩以内,这也就意味着,将来失地农民的队伍可能还会继续扩大,有可能超过 7200万人。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农民形成了知识技术相对单一的共同体,随着失地农民数量的不断增加,该群体是否能够适应现代城市生活、顺利实现市民身份转换不仅关系到其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还关系着他们对政府和社会的有效认同,更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城乡一体化进程。

 本研究中有关失地农民的适应问题,主要是指失地农民在身份转变的过程中,其经济基础、知识技能、思想意识以及文化观念未能与其市民角色相一致,心理认同、感情归属存在一定障碍。社会心理学认为,社会人的思想意识、文化观念、知识技能和行为习惯必须与所处的社会时代或环境保持同步发展,否则就会造成其心理的不适,进而引发行为上的紊乱,最终导致社会问题的产生。因此,对失地农民的适应问题进行探讨和分析,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正是因为如此,对失地农民的适应性研究是近年来学界的一个研究焦点,涵盖了失地农民的生活方式、子女教育问题、闲暇时间安排、失地补偿方式以及社会支持网络等诸多方面。钟涨宝、李飞、余建佐等人根据帕森斯的行动系统理论,建构出失地农民适应的三个基本维度,即社会适应、文化适应以及心理适应。国外学界对失地农民适应问题的研究,则可以参照其对移民适应性的研究,这类研究主要包括适应的内涵和移民适应的模式两个方面。最早使用“社会适应”一词的是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他认为,“生活即是内在关系与外在关系的调适”,社会适应是个人和群体调整其行为使之与所处社会环境相符的过程。斯科特则把适应看作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并把这个过程分为主观和社会两方面。主观方面指个体对环境的认同,社会方面指个体通过自身努力获得的地位。按现有的研究取向,对于适应问题可以梳理出“同化论”与“多元文化论”两大流派,但这两个派别目前都受到了挑战,被认为过于乐观看待社会适应问题,且未指出社会适应问题与文化、政治、经济层面之间的关联性。

二、失地农民的适应问题分析

本研究主要采用定性研究的方式,通过整理田野点收集的一手资料,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研究假设,运用相关的社会学理论进行归纳分析。笔者选择了福建省三明市的 HX 村作为定性研究的村落场域,该村位于市区与工业园区交界处,现有 5 个村民小组,总户数将近 300 户,有户籍人口900 多人,全村原有土地1600 多亩。自 2008 年起,由于该市工业园区的扩展以及高速公路建设,HX 村的土地被陆续征用,至 2013 年底,HX 村第 5 村民小组的 200 多亩土地几近被征用完毕。笔者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法,对 HX 村的 12 位失地农民进行了深度访谈,这些研究对象普遍面临着生活不适、就业困难及发展乏力等问题,在失地农民群体中极具代表性,故以其作为案例研究目标。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的需求按重要性和层次性的划分排成一定次序,高级需求的出现总是以低级需求的满足为条件;也即是说,当人的某一级需求得到最低限度的满足后,才有可能去追求更高一级的需求,这是一个由低层次的自然生理需求向更高层次的社会需求进化的过程。对于失地农民来说,要想真正适应城市生活,首要条件就是具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职业,并且,由该职业所带来的经济收入及社会地位能够与城镇居民相近,这是适应城市生活的经济基础,属于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其次,失地农民进一步适应城镇化的标志就是新的生活方式与社会交往,直接反映了失地农民参与城市生活的广度;再次,新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的顺利开展,会促使失地农民形成新的价值观念,这属于心理层面上的适应,反映了失地农民参与城市生活的深度;最后,失地农民的适应过程不单是能在心理上获得认同,更是其内化城市的文化价值观念,认同城市的文化价值取向,最终在情感上找到归宿的过程。任何一个层面的适应存在问题,都有可能使得失地农民无法顺利融入城市,并且适应的经济、社会、心理、文化这四个层面是依次推进、互相联系的。故下文将从已有的访谈资料出发,分别就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心理层面以及文化层面对失地农民的适应问题进行分析。

1、经济适应:职业弱势与保障不足的影响

在农村,农民之间从事相似的劳动,农民也会把同村居民当作自己的参照群体,因此同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大体相当。但进入城镇后,失地农民则要面对着周围大多数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的“城里人”,在比较中,这种现实的差距让失地农民产生了严重的相对剥夺感。在失地农民看来,他们虽然已经住在“城关”,但是其经济收入仍不及城镇居民,在经济内涵上并未发生实质性的提高。毫无疑问,“无地、缺岗、少保障”的失地农民属于城市社区中的弱势群体,其弱势不仅仅体现在就业择业困难方面,也体现在社会保障方面。事实上,受到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失地农民的身份转换只是进一步强化了其在经济上的固有弱势地位。某些失地农民在离开赖以为生的土地之后,通常处于城市生活的边缘状态。由于未能掌握与城镇生活相适应的谋生技能,他们大部分从事着较为脏、累、苦的工作,而且缺乏固定的收入来源,较易出现贫困问题。对于农民来说,土地是实现自身基本生存资料自给的基础,尤其对于某些年纪较长的失地农民来说,土地收入则是他们安度晚年的最后生活保障,因此,很大一部分失地农民认为他们今天的贫困和不安正是城镇扩张所带来的结果:

个案1:我们这房子,看起来是不错,其实在以前这地方都是一片片地,很肥的,种菜很好的。我觉得自己生活还不如以前呢,你看早几年出去的现在都开小车,吃穿住用的都是高档的。我们现在出去的就比较差了,他们有些就已经开始吃租了。以前村里住着,感觉人也没差到哪去,现在才知道,真是好的越好了,差的越差了。有时候也觉得自己不比别人做的少啊,为什么别人的孩子放假可以去哪里玩呀,去上什么兴趣班,我小孩只能在乡下给父母带,其实我们心里还是多不放心的。

个案2:我现在帮老板跑大车,一个月挣的是不少,不过也就这几年好一点,但是老婆孩子都得花钱啊。有时候为了能多拉点货也是得冒一些险,就是这样辛辛苦苦一个月的钱还不如我们老板几天挣的。像那些开发商,一块地就挣好几百万上千万的,我在那里干活听到的多了。你说,人不都是爹妈生的嘛?

个案 3:以前小孩出去打工,我就跟他们说,如果经济形势不好,混不下去就回来,反正有田种也饿不死。现在田没了,万一店生意不好,家里都是要吃饭的嘴,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社会适应:社会规范与利益表达的不适

    农业生产中并未对社会分工进行严格要求,因此农民彼此间的生活方式与经历大致相同,不管是物质层面抑或精神层面,具有较高的同质性,集体归属感较强。而在城市生活中,分工较为发达,人与人之间的异质性增大,集体意识弱化,社会联系纽带也随之发生变化,使得失地农民认为城市里缺乏“人情味”,难以适应新环境中的人际交往方式,缺乏归属感。

个案 4:原来大家都种地时,谁有什么困难了,比如在晒谷子,天马上就要下雨了,旁边的人都是随叫随到,能帮就帮。农机有时出点小毛病,大晚上也能找到人来帮忙。现在感觉怎么人都不如以前了,认钱的时候比较多。有一次我去农信社取钱排了好长时间,刚到我,那人(柜员)居然告诉我要“暂停服务”,说马上换班了,我就回她说我都等了很久了,你也不差这一会。有时候就会感觉没自己村里人好说话,没有那个人情味。

可以看出,在由“情感行动”向“理性行动”转变的过程中,失地农民的不适感的确是存在的,其对城市社会缺乏“人情味”的体验正是来自于其现有社会关系存在问题的不良反应。

社会层面的不适还表现为利益表达渠道的缺失。尽管存在着党政部门、人大、政协等多方面的利益表达渠道,但是受限于个人资本和社会资本,失地农民群体真正能够接近和利用的渠道仅仅局限于村组织和信访部门。农民参加政治活动的最佳途径就是参加村庄的政治管理和选举,村民自治制度和村委会选举是其参政的主要渠道,但由于失去土地,造成人口流动性进一步增强、组织分散性进一步加剧;随之而来的是话语权上的缺失,作为一个易受忽视的群体,失地农民有时甚至连正常的利益表达亦会受到阻碍。虽然失地农民仍具有较强的参政议政意愿(毕竟这是关系到其利益的选择),但制度安排却把他们排斥在城市政治生活之外,也正因为未参与城市社会的管理,失地农民的权益常遭损害。而且在征地过程中,部分村组织并未维护好失地农民的利益,在访谈过程中获知的一种普遍看法是“我们的土地被征用,发财的却是村里的领导”。鉴于上述情况,失地农民通常只能无奈地借助信访渠道来进行抗争。




文献来源:中国知网